孙福来八字运势视频(孙福来八字自学16)

文 | 张郎郎

编辑 | 子木

有位看官就问了：听到这儿我就奇怪了，你都上了四中还不赶紧好好读书，倒撒了欢儿地疯玩儿？你的家长对你就没要求么？

张郎郎 比翼奋进 布面丙烯 2017 75cmx100cm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对子女没那么上心。不是他们不喜欢孩子，而是他们根本没工夫管孩子。在育才的时候，我一度疯玩儿到旷课，还长期生病，家里唯一担心的是我别被学校开除，或者记大过什么的，那才会给他们找些麻烦。我的成绩单，他们只看一眼就签字了，虽然不是全优，当时也没有三分以下的。

那时候我拖欠巨量作业的时候，班主任才打电话给我老爸。我老爸那会儿正在琢磨怎么把中央美院气息奄奄的中国画专业给救活，哪儿有闲心管我一个小学生作业的问题？他问班主任，“郎郎没犯什么大错吧？那你们就按照校规办，该处分就处分，该留级就留级，作为家长我没意见。”事后，我老爸对我说了一句：“树大自然直。等你不这么糊涂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该学点儿有用的东西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被家长关注，对孩子是件好事，他们的自由度就大了。对大人也是好事，他们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我居然考上了四中，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就希望我能考上中学，哪个都行。看来这是属于“无心插柳”的事儿，让我给蒙上了。我老爸对我的未来没有期许，所以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只是希望我长大以后，平平淡淡，有份工作，过个“粗茶淡饭饱三餐”的安心吉日。

二十多年以后他老人家到香港办展览，见到我以后对我说：“你看香港警察的服装和装备都挺不错，相当精神，要不你就去试试当警察，多有意思呀。”我听到这话就哭笑不得，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就是想考警校也没人要呀。从这儿你就明白了，我老爸为什么一直说他自己是一个小学生呢？这话不假，艺术家们压根儿就长不大。

1956年，父亲张仃在法国拜会毕加索

等轮到四中的班主任让我拿成绩单回家，让家长给签字的时候，他们一看差不多都是四分，就很满意了，因为据说四中的四分就是其它学校的五分。在四中我根本不可能当什么学习尖子，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只知道玩儿，打我也改不了，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指望我成为出类拔萃之辈。大概因为我什么事情都慢热，都不紧张，所以我特别会考试，被发小们看成“考霸”。考试的成绩往往会比平常的成绩好得多，期末考试成绩往上这么一拉，各门学习平均成绩就都在四分以上了。这在初一二班里属于中上，和杨育中、仇伟立他们那些五分学生没法儿比。别忘了我初中阶段都是以玩儿为主。当时，班上以杨育中为首的孩子们，都在天天努力学习，以求学为主，而我是文娱委员，所以带着一帮孩子，天天玩得天昏地暗。后来班上的孩子开玩笑说，杨育中是好学生的领头羊，郎郎是“淘学生”的领头羊。

当时，我们年级孩子中还流行个顺口溜：“三分好，三分好，不留级，不补考。不贪黑，不起早。三分就是好！”这是学习成绩在中下那拨孩子自我安慰的名句。有这帮孩子给垫底，我就放心大胆带着一帮孩子，整天满世界找茬儿玩儿。

北京四中初一二班的孩子们入校以后，很自然分成了不同的“拨儿”。有的是因为兴趣，有的是因为住得近，有的本来就认识，很自然地三五成群，搭帮结伙。比如朱筑兴、汪纪明、赵卫滨他们几个都是军干子弟，是同一个小学的同学。贺中和周耀昆是发小儿又是同学。王希迪、李一川、叶元武、黄学文都是钢铁设计学院大院儿里的孩子。我和刘琦、闵乐夫他们几个都喜欢画画。也有的同学是因为上学、放学坐同一路的公共汽车也自成一拨儿，还有天天一起骑自行车的同学也自然成为一拨的了。

1956年，母亲陈布文于北京北海公园。

不同圈儿的孩子们兴趣点就不一样，各玩各的、自得其乐。我走读以后回归大雅宝，于是又重温起过去在大雅宝玩的那些游戏，当然逮蛐蛐必然是首选。尤其这时候我们有了月票，就敢于远征十里堡去逮蛐蛐。那时候十里堡在孩子们眼里，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高志宏虽然有自行车，可是在班上还是喜欢跟着我们这拨儿孩子跑，也许那时候他还没在班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刘琦看他对我们诚恳热情，就同意带他去。他就不辞劳苦一路骑着自行车，跟在我们公共汽车后边，也不管天气炎热，也不管尘土飞扬。从西什库后库，一直骑到十里堡。到了以后，他把车推到路边小树林里一锁，也不管自己已经汗流浃背，就和我们一起钻进草丛中去逮蛐蛐。每次远征十里堡，我们都是满载而归。那边的蛐蛐就是个儿大生猛，比城里逮的蛐蛐厉害多了。别的孩子问我们是从哪儿逮来的，我们得意洋洋、笑而不答，这属于我们的军事秘密。

前面我讲过那会儿我们喜欢打乒乓球，忘了告诉你那时候我们更崇拜的运动员已经改为足球运动员了。1956年国内组建了国家足球队，把全国各地的名将都集中到北京来，就是在先农坛体育场。那时被称为“联一”和“联二”，当时联一的球星，就是男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1957年世界足球比赛外围选拔赛是中国对印尼，第二场就在中国，这场比赛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座位有限一票难求。那时候也没有电视转播，广大球迷只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播音。我下了课就直奔中国儿童剧院，因为我姐姐他们和许多运动员都认识，我还幻想没准能得到一张珍贵的球票。我忘了这时候全北京人人都竭尽全力去抢票，哪会轮得到我这么个小小初中生呀。我赶到儿童剧院的时候，剧院的大轿车已经发动，车上坐着我姐姐乔乔和其他已经有票在手的幸运儿，还有一些想到先农坛体育场门口碰碰运气的人们。我就只好和他们挥手告别，和儿童剧院其他人员一起坐在儿童艺术剧院的院子里，听那场足球比赛实况播音。

原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戴麟经

那天中国国家队的阵容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的，主帅：戴麟经，队员：一号张俊秀、二号陈复赉、三号高筠时、四号姜杰祥、五号张京天、六号哈增光、七号孙福来、八号方纫秋、九号年维泗、十号张宏根、十一号王路。出场队员还有：朴万福、黄肇文、王瑞文。经过激烈的比赛，中国队以四比三战胜了印尼队。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是“我四他三七球落网记”，还有“王路一脚定江山”，张宏根、年维泗、孙福成、王路各进一球。这次经典的足球比赛在全国青少年中掀起了足球热，风起云涌。这是中国足球最辉煌的时段，本来以为这段光辉历史，一定会不断被刷新。没料到事到如今，这成了中国足球一段曾经发生过的不可复制的神话。

我不说你也可以猜到，我们初二的时候，足球就成了这些孩子最爱的课外活动。当时，李一川同学从家里拿来了一个精致的皮球，让大家踢。他自己却只是上场去踢两下，就下来坐在操场旁边，静静地看其他同学疯狂地踢球。我踢累了就坐在他旁边，李一川每天上学都是衣冠楚楚。我明白了，也许他是不想自己也像我们一样踢得大汗淋漓，狼狈不堪。等我们该放学回家不踢了，他才捡起来自己的皮球装进网兜，背着书包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的著名设计家萨尔曼先生和他的助手维特库库尔来北京访问。因为他们曾经在德国和我老爸合作过一把，一起设计了在莱比锡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中国馆。他记性很好，记住在聊天中知道我老爸有个上中学的儿子。于是，他就给我准备了礼物——一个德国足球。不是儿童小足球，而是一个真正的足球。对我来说，这真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定制的馅饼，直接就砸到我的头上。

张郎郎 宇中漫游 布面丙烯 2019 100cmx160cm

我也拿个网兜背着这个足球去上学，校里校外，甚至路上或在公共汽车上，我觉得人们都让我给震晕了。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可我一进教室，杨和平看见这个足球，就直接扑了过来，问：“这球能让我们踢吗？”我说：“拿来就是让大伙儿踢的。”我话音未落，他二话不说，拿起足球就跑到教室门外，卯足了劲来了一脚冲天炮，直冲云霄。院里各班的孩子们都被招了过来，不管是不是我们班的，谁抢到了球，就接着来个冲天炮。这根本不是在踢足球，而只是个“过把瘾”罢了。当然，课间时间有限，也只能这么踢球。只有到了下午没课的时候，才去操场去分拨儿开踢，这才算是真正玩儿足球。

也许是我们每天踢得太猛，不久我的球鞋就踢咧开嘴了。也许我们也没有及时给足球补气。过了不到一年，那个德国足球，就让我们给踢破了。外皮裂开了一个大口，里面的球胆就“夺门而出”，内胆“啪”的一声就炸了。一瞬间，足球就瘪了下来。踢得满头大汗的我们，当时都傻了眼。我连忙说：没事儿，没事儿。哪儿有永远踢不坏的足球呀？

杨和平见我真没事儿，就说：咱们没有足球踢了，还可以接着踢球皮呀！于是大家又开始兴致勃勃的开始踢那没有气的足球了。光是球皮就没了弹性，踢起来的感觉完全不同。这群爱踢球的孩子，在课间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踢踢球皮了。杨和平、赵育他们几个依然兴高采烈、照踢不误，可我自己觉得这么踢就没劲了。此后，一下课他们就从我这儿拿去球皮踢，放学的时候，我就把球皮放在书包里背回家。虽然这足球已经光荣牺牲了，毕竟它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个欢乐的时光，我也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把它抛弃了，照样每天把它背来背去。

我踢球的兴趣大减，于是继续回去打乒乓球。我和曾昭英他们几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四处找乒乓球案子。记得我们班的吴耀国同学告诉我们说：他们院儿里有乒乓球案子，我们一放学就急急忙忙赶去打球。到了那儿一看，案子倒是有，原来是用谁家的铺板垫起来的。既来之则打之，只能凑合打几盘吧。其实，在这种案子上打球，更考验你的反应速度。因为铺板上遍布地雷，落下来的每个球都在做布朗运动，比在标准案子上打球难度高多了。也许，他们院的孩子用这种案子练出来的高手，准得四海无敌。我们几个自叹不如，在他们院儿就打了这么一次。既然我们在这儿打球已经黯然失色，那就下不为例了。

张郎郎 夏日的中午 布面丙烯 2018 100cmx75cm

初二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二号。本来是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现在还是二号。这次是个独门独院的二进四合院，那是我老爸、老妈的多年来房子梦的实现。

1956年OOO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在谈到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就说明今后国家不养文艺工作者，让他们自力更生，他们可以自己办杂志、办剧团，自负盈亏。我老爸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当职业艺术家，还准备自己着手办同人杂志。所以，我们家就搬离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我们家里几个孩子，当然更喜欢这个院子。只可惜离开了大雅宝的那帮发小，无法经常见面了。

此前，妈妈下了大工夫，院子里种了两棵西府海棠，两棵可以引凤凰的梧桐树。还有两棵丁香树，开着不同颜色的花，一棵是白的，一棵是紫的。有一天李小渝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请我看电影，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过去我们这帮孩子要去看电影，都是三五成群，事先约好去哪个电影院去看电影，然后拿自己的零花钱去买电影票。尤其是上午没课的时候，上午去看电影有特价票，肯定便宜。如果想更便宜，差不多每个周末在景山公园都有露天电影，好像那时候一场才五分钱。当然没有座位，要么自己带着马扎去，要么在后面站着看。

怎么也没想到，李小渝会请我看电影，而且，是在西单的首都电影院，看苏联的宽银幕新片《堂吉诃德》。那时候，刚刚有了宽银幕，这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我问他几点钟集合？他说不用我自己去，让我吃完晚饭在家等着，他来接我。我更晕了，在我们班没有这种先例呀！反正都是老同学，不看白不看。

2016年，张郎郎与四中同学相聚，前排左一：闵乐夫，左二：贺中，左三：张郎郎，后排右二：杨育中。

到时候来了一辆小轿车，原来是他一家人，坐着他父亲的专车来接我。当时，我真是觉得像做梦一样，这么受宠若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原来过去我每天都去他家做功课，后来又不去了，小渝的父母就问他，我怎么不去了。他告诉他们也许是因为我在他们院儿里摘海棠的故事发生以后，我就不愿意去了。小渝的母亲就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而伤了和气，正好那天他姐姐和弟弟小毛都不能去，就多了一张票，就顺便请我和他们一家人去看了这个电影。

人们生活中往往有无数的阴错阳差。其实我没那么多心眼儿，那事儿我早都忘了。没去他们家做功课，完全是为了和刘琦他们一起画画。小渝的母亲喜欢我，是因为在她眼里，我和李小渝长得很像兄弟俩，比他和他弟弟长得更像兄弟。若干年过去了，小渝和我一度还成了亲戚。现在我们俩依然是老同学、老朋友、老发小儿。

人们往往会有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许这就是人们说的是缘份。也许我和李小渝就有这个缘，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的：人的命天注定，不由你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