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八字(戊戌变法八字概括)

导语

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

……

……

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设。于是，治史者与读史人又有了百般的思绪、万般的感叹和那种不由自主的暗自神伤……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 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青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罢去奕訢“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1884），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劻（后封庆亲王）领衔总理衙门，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商议，实际上是以奕譞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譞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譞，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訢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龢，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 N. 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龢（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龢权重，应是事实。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龢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訢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 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 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光绪二十年恭亲王奕訢重入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后，孙毓汶及其同党徐用仪先后退出；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军机处由奕訢、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六人组成，总理衙门由奕訢、奕劻、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兵部尚书荣禄、翁同龢、李鸿藻、吏部侍郎吴廷芬八人组成，此后，李鸿章也入值总理衙门。奕訢是这两个最高机构的首领。此后不久，情况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去世，八月，吴廷芬罢值，恭亲王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钱应溥也经常因病请假；军机处经常只剩下世铎、翁同龢、刚毅。世铎为好好先生，与世无争，刚毅虽常与翁对立，然终不是翁的对手。总理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让步。 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以军机处缺人，经慈禧太后批准，召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然廖寿恒秉性肫诚，持躬端谨，无大作为。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亲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将无人可遏制翁的权势。 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如此思考的出发点是自身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

正是在此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 徐桐的建议让慈禧太后足足考虑了三天，至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张之洞很可能入京辅政。而徐桐的这一奏折，是由张之洞的亲信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与其友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商议起草的。

杨锐、刘光第的密谋 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枏“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 黄尚毅的这一说法，背景并不准确，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时间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台而后来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是后来的事情。但黄的说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义。

由此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藉故占领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刘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内情，称言：

“……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兄不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其意痛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八字）吾乡绵竹杨叔峤内阁亦作有奏折，现尚与兄商订，意欲请徐荫轩相国奏上，不知何如。

总之，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然则为之奈何耶？惟有发长叹已耳，积肝气已耳，吞泪珠切齿握爪而已耳，如兄之不肖无似，有何补哉，有何补哉，有何补哉！

……兄近于古文颇有进境。今秋八月湖督张公六秩寿辰，同乡京官因张公于川东赈捐甚得其力，故尔公同作寿屏一架，请杨叔峤舍人撰文（须骈文），而公门下士之官京外者，另为寿屏，请兄撰文（系散文）。张公于其他概不肯收，惟于川人士及其门人所送者皆收（川人之作湖北官者则多不收）。叔峤赴鄂祝寿归，言香翁颇欣赏兄所作序文。此文大意，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用以延我圣清之休命，且能使吾周孔之教流出海外，覃及敷天，尤为不朽盛事云云。且又以卫武公能文章、听规戒为况。盖闻其颇有自是之心，故藉此以规也。”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六年（1880）为生员，八年为举人，九年中进士，连捷而至，以主事发礼部学习。张之洞为四川学政（1874-1876）时，刘虽未入学，但也可以此为渊源；他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面见张之洞，“痛谈时事”。 刘中进士时，正考官恰是礼部尚书徐桐，为门生关系。杨锐与刘光第为同乡，两人多有交往。 从上引刘光第的信中，可以看出几点：一、张之洞六十寿辰，刘光第代表四川京官等撰寿屏，其文表达“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之洞之心，杨锐为此特告之。 二、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刘光第对军机处、总理衙门之处置，颇有不满，心情也十分忧虑。 三、杨锐此时拟有奏折，前来与刘商订，两人一拍即合。刘在信中也概略披露了该折的内容，即“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也就是说，要让新人来主持朝政，尽管刘光第也听到了反对意见，即“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杨锐、刘光第出于维护清朝的长远利益，以微员的身份，直接干预朝政。

徐桐的用意 杨锐、刘光第所运动的徐桐，其出发点当然与杨、刘大不相同。徐桐（1820-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白旗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入翰林院，同治帝师傅。此时以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在当时属思想守旧一派，在政治上与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等趋新趋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思想上又能认可清流党。此时的中枢，以徐桐的眼光来看，已是大成问题：他所认可的李鸿藻已去世，他可依赖的奕訢将不久于人世，世铎力弱且少见识，刚毅、廖寿恒难与翁同龢相敌。也就是说，奕訢若一旦去世，权力将落在翁的手中，由此需要一位新人以抵消翁的力量。徐桐此时不满翁同龢外，更嫉恨当时的权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张荫桓虽未入军机，但频频入见，对光绪帝的影响力极大。在多人出奏参劾张荫桓未果后，徐桐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亲上“请将张荫桓严谴折”，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 然此折上后，张未能撼动，光绪帝依旧优宠有加。在徐桐看来，奕訢过世后而翁、张联手，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张之洞的，其目的在于平衡政治。而这一用意，慈禧太后自然是知情的。

由杨锐起草、与刘光第商订的徐桐荐张之洞奏折，已在档案中捡出，其文曰：

“为时局日亟，请召洞悉洋情疆臣来京面询机宜，以襄危局恭折具仰祈圣鉴事。

“臣窃见数月以来，俄、德两国日益恣横，强踞北洋海口，要挟情形，层见叠出。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此次德人占踞胶澳各情，实中外通商以来所未有之变，只以势处万难，不得不隐忍完事。然谓德人并不侵占土地，则非也，且俄人并无端可藉而亦索我旅大矣。将来俄人西伯利亚铁路造成，祸有不堪设想者。

“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臣思待外国之道，但可令有均沾之利益，不可使有独占之利权。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然事机至危，变幻莫测，尤当虚怀博访，庶几共济时艰。

“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闻昔年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去年四月，德人遣人游历湖北，皆意存寻衅，张之洞悉察其来意，从容遣之。皇上轸念目前艰危，可否电召该督迅速来京，面询机宜。现在交涉情形顷刻万变，多一洞悉洋情之人，庶于折冲御侮之方，不无小补。”

这篇奏折说得很圆滑，并无直接点出让张之洞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但“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一语，也隐隐道出对当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不满，也暗含了其中“求贤共治”的意思。

此时以总理衙门大臣留在北京的李鸿章，当然有其消息来源，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即徐桐奏折上奏后十一天，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称：

“……徐荫轩以时事日棘，疏荐张香涛熟悉洋务，请备顾问。两宫密商，迭有电旨，催令北上。恭邸病笃，恐不能久，香涛必兼枢、译，空谈无补，况彼素不满意于汝耶。樵野恃宠而骄，闻香来，岌岌不自保矣。”

李鸿章指出调张进京，是“两宫密商”的结果，并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张将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以替代此时病重的恭亲王奕訢。

张之洞的反应 杨锐与刘光第的密谋，当时并没有告诉张之洞；杨锐等人也知道，若先告之，张必阻之。由此，张之洞奉到闰三月初三日朝廷召其入京的电旨后，一头雾水，最初将“面询”之“事件”，竟当作此时正在兴起的学堂教育之事，下令正在日本考察的姚锡光等人立即回国。 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他发电给杨锐：

“急。京。乔：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速示。仆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尽言，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瞻觐后即乞罢矣。钝。歌。”

“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政府”，指军机处。电文中的“衰病不堪”，当然不是真话；但张之洞却因此感到危机，并准备觐见后以病乞休，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时在北京的其侄张彬：

“急。京。楼：奉旨陛见，闻慈圣意及上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众人有何议论？速电闻。经手要事太多，拟二十日后行。初到京时，西苑门外附近有何处可住？速看定。事毕后，住化石桥宅。我衰病日甚，此行于时局必无益。拟事毕后即告病。权、检、彬同览，并告仲韬、叔乔。壶。歌。”

在这份电报中，张之洞也让张彬打探京城上层的消息，虽表示二十日以后方动身，并预定在京时的住处，但其不愿来京的倾向，又是十分明显的。“权”，张权，张之洞之子。“检”，张检，吏部主事，张之洞之侄。 他还让张彬将该电传给张权、张检、黄绍箕、杨锐同看。第二天，闰三月初六日（4月26日），张之洞再次发电杨锐和其侄张彬：

“急。京。楼、乔：闻徐相奏请召仆入京，接待德王，怪极，原奏究何措施，务速确询详示。复电务加急字，不然须四、五日方到。壶。（乔。钝）”

直到此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徐桐奏折的内容及清廷调其入京的用意，而听到了由其负责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的传闻。 杨锐与张彬的回电，在“张之洞档案”中皆未见。

也就在此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奏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 于氏此折的背景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非为个人的举动。光绪帝于闰三月初八日（4月28日）收到，将此折留中，也未上呈慈禧太后。 此时光绪帝正与慈禧太后同住于颐和园，于荫霖奏折的内容有无向慈禧太后当面报告，今限于材料，无法得知。 当日，光绪帝再发电旨给张之洞：“奉旨：昨谕令张之洞即日来京陛见。该督何日起程，著即电闻，毋得迟滞。” 这一道催张入京的电旨，很可能经由慈禧太后批准。

张之洞收到后一道电旨后，于闰三月初九日（4月29日）小心翼翼地发电总理衙门代奏：

“电旨恭悉。奉旨陛见，亟应钦遵，迅速起程。惟湖北现奉新章，开办之事甚多，纷纭艰难，骤少一百数十万巨款，众情惶急。减营、筹饷两端，尤为棘手。必须与抚臣、司、道等筹酌大概办法，务求地方安帖。而洞自冬腊以来，即患咳喘、不寐，颇类怔忡，精神疲敝，阖城僚属共见。以时势艰难，不敢请假休息。现在部署一切，尤为艰苦，实无一毫欺饰。惟有力疾昼夜赶办，将经手事件略为清理，大约十数日后即可起程，不敢迟延。再洞愚昧，本无所知，朝廷既有垂询事件，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不胜惶悚。请代奏。”

张之洞此电在字面上有三层意思，其一是湖北事务甚重，其责任甚大，脱不开身；其二是身体欠佳，难承重任；其三是试探朝廷命其入京的真实意图。也就在这一天，张之洞的幕僚陈庆年在日记称：

“……粥后，过钱念劬，知南皮师入觐，系因徐中堂（名桐）奏请，并非出于特旨，亦非政府之意。徐亦不过言国事艰难，南皮公忠，请饬陛见，以备顾问，上亦循例俞允而已。饭后，过书院，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

张之洞幕中此时已经得到了具体情报，即张入京后“或有大用”；由此可见，张之洞前引电奏的真实意思是对入京后的前景感到没有把握，而有点不想入京。而光绪帝收到张这一明显推脱的电报，十分气愤，闰三月十一日（5月1日）再电张之洞：

“奉旨：张之洞电悉。前谕该督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

张之洞奉此严旨，不敢怠慢，第二天即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再电总理衙门代奏，完全换了一副腔调：

“电旨恭悉。瞻望阙廷，亟思趋赴，以申瞻觐之忱。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至迟十七日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请代奏。”

同日，张之洞还分别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询问其政治见解。 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张之洞再发电清朝驻法国公使庆常和此时正在彼得堡的前清朝驻德公使许景澄，以了解当时的国际情况及其外国对他本人的评论 ；并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路过南京时将与之会面，共讨大计。 而进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着，启行时间也一推再推。 随行的人员选定为钱恂、辜鸿铭、梁敦彦、张曾畴、梁敦教、王家槐，此后又增加郑孝胥。 从人选来看，更侧重于外交。闰三月十九日（5月9日），张之洞发电张彬，预定京中的临时住处。 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13日），张之洞到达芜湖，与其门生芜湖道袁昶会面，并发电北京：

“急。京。乔、楼：《申报》言鉴园有事，恐不确。速电复。回电加急字，寄金陵、上海两处。李木斋因其父事，与仆有隙，故造谣倾轧。祈广为布告，万勿信。仆今晚驻芜湖。钝。漾。”

“鉴园”，系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后海南岸小翔凤胡同另建的别邸，此处指奕訢，已病重。《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刊出消息：“贤王薨逝”，称：“昨日上海某西字报云，刻接京师电信，惊悉恭亲王已于某日薨逝……”张之洞对此虽表示不信，但要求查明内情。“李木斋”，李盛铎，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并在督办军务处任职；其父李明墀，曾任福建、湖南巡抚。电文中“造谣倾轧”一语，似指杨锐等人来电中的内容。此后，张之洞与刘坤一在南京会见 ，于二十五日到达上海，立即发电北京：

“京。楼：急。静默寺距西苑门甚近，望速租定。电复。林次煌世焘如未出京，并属其稍候，并送叔峤阅。壶。有。”

电文的内容是租定其召见时的临时住房。该电原署“敬”，即二十四日的代日，后改为“有”，即二十五日的代日，当是早已拟定，到上海再发出。张之洞此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份电旨已经到达上海，将命其折回湖北。

翁同龢的阻挠与历史的结局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沿烧到日本领事住宅等处。这本是一个不大的事件，但在前一年德国藉口曹州教案出动军舰占领胶州湾后，俄国派舰到旅顺、大连，法国派舰至广州湾（今湛江），清朝上下已成惊弓之鸟，惟恐日本乘机发作。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湖北荆州将军祥亨的电报，报告沙市事件，清廷下令祥亨迅速查明情况，并命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迅速办理”；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亦到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清廷再电谭继洵“力遏乱萌，严惩首要各犯”。 二十二日，谭继洵、祥亨连续三电，报告办理情况，称沙市外国人皆安恙；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表示对事件处理的不满； 而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此时又发来一电：

“沙市滋事甚重，日领署、邮局烧尽。日派‘高雄’、‘諁城’两兵舰往沙，必藉事要挟。”

军舰的出动，可能引发大事件。二十三日，清廷发电谭继洵、祥亨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转告裕庚电报的内容，提醒他们“日谋不可不虑”。 闰三月二十四日（5月14日），很可能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光绪帝发下一道电旨到上海：

“奉旨：前据张之洞电奏，于十七日起程，嗣后尚无交卸来京之奏，此时计程当抵上海。惟现在湖北有沙市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句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重。著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钦此。”

此电的内幕虽不是十分清楚，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在此施展了手段，他不愿意张之洞入京。杨锐在后来的报告中明确说明：“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 而张彬收到张之洞二十五日的电报后，次日也从北京发来回电：“有电悉。念四有电旨寄上海，命叔回鄂办沙市案，办毕再来京。收到否？……”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1898年5月16日），张之洞到上海的第二天，发电北京张彬等人：

“急。京。楼：昨在沪奉电旨，因沙市事，饬令折回，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接鄂电，沙市现已无事，谭已屡奏。我到京于时局无益，回鄂甚愿，沪上有要事，两三天后即回鄂。日来都下系何情形，鉴园病如何？速复。并告韬、峤诸君。复电加急字寄沪。壶。宥。”

张之洞再次表示了不愿入京的心情，也很关心恭亲王的病情。他命张彬将此电内容告诉黄绍箕、杨锐。而黄绍箕、杨锐、张彬收到该电后，立即回电：

“电悉，即告韬、峤。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回鄂日期速电奏。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势成骑虎，能来方好。法因粤西教案要梧州。德王昨觐见，动静未闻。鉴园病痊。韬、峤、楼。宥。”

从电文的内容来看，黄绍箕、杨锐、张彬已经听闻了阻张入京的内部消息，故让其尽快回鄂，并尽快电奏回鄂日期，以防止京中的“谣言”。“鉴园病痊”，即恭亲王的病情好转，黄绍箕人等供了不确的消息。次日，闰三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发电北京张彬：“京。楼：急。廿八日自沪回鄂。壶。宥。” 同时发电总理衙门代奏，表示将于二十八日开行，并告日本不会因沙市事件使用军舰动武。

根据上海《申报》的报道，张之洞在上海会见了各国领事，与盛宣怀、志钧、蔡钧等清朝官员商谈交往，并参观了巡捕房、西学堂、榨油厂、造纸局。 闰三月二十九日，张之洞乘“楚材”兵轮离开上海，途中与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 四月初四日（5月23日），张之洞在回鄂途中发了三份电报。其一给杨锐：

“京。乔：密。此时且回鄂，再看。凡事听其自然。黄楼出京否？钝。支。”

杨锐的来电虽未见，但细绎张的电文，“凡事听其自然”一语似表明，杨锐已有详细的电报或密信说明内情；“此时且回鄂”一语似又表明，由于沙市事件已平息，也符合谕旨中“地方一律安清”的要求，杨锐希望张据情请旨再入京；而张谨慎地表示了“再看”的态度。其二给湖北布政使王之春：

“武昌王藩台：清。密。屡电悉。凡事当听其自然，且回鄂再看。名心泐。支。”

王之春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的属员，跟随张已十多年，关系甚深。他的来电虽未见，但可以推测，其内容大体与杨锐相同。张之洞对他的回电也大体与杨锐相同。其三是给梁鼎芬：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藏。密。屡电悉。汲黯、富弼，未闻强欲入都。回鄂为是。来电甚勇二字上有误，祈再示。壶。支。”

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名臣，忠贤直谏。富弼（1004-1083），北宋名臣，清贤中正。很可能梁鼎芬来电中以汲、富相期许，而张却称两人亦未“强欲入都”。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回到汉口，十二日，张之洞发电，称其“已遵旨回任”。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官员仍希望能再次推举张之洞入京。

恰于此时，北京的政情大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訢去世。 同日，御史王鹏运上奏“大臣误国请予罢斥折”，弹劾翁同龢、张荫桓，该折当日上呈慈禧太后。 四月二十一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海关增加经费有失政体”，指责翁同龢，该折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即百日维新的前一天，慈禧太后进行第一次人事调整：荣禄升大学士（后补文渊阁）管理户部，刚毅升协办大学士、接任兵部尚书，崇礼接任刑部尚书。该次调整几乎全是针对翁同龢。 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百日维新的第五天，翁同龢六十九岁（虚岁）的生日，慈禧太后进行第二次人事调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来京陛见”，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清廷还发出电报：“四川总督裕禄现在行抵何处？迅速来京陛见。” 该次人事调整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才结束。王文韶接替翁出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裕禄调任军机大臣，荣禄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尽管慈禧太后罢免翁同龢有着多种原因，今人对此也有多种分析； 但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绝不允许“翁师傅控制光绪帝把持朝政”的局面出现。五月二十七日（7月17日），清廷又发来电旨：

“奉旨：前经谕令张之洞折回本任，俟沙市之案办竣，再行来京。现在案虽就绪，惟湖北地方紧要，张之洞著即毋庸来京陛见。”

中枢的调整至此已经完成，再召张之洞入京已无必要。

如果不是沙市事件，如果不是翁同龢的阻挠，张之洞将于四月初，即恭亲王奕訢去世之前到达北京，很可能由此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若是如此，政局还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动？

如果张之洞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这也是慈禧太后、徐桐等人所乐意看到的，成为政治上的牵制力量。若是如此，慈禧太后还有必要驱逐翁同龢吗？

如果张之洞与翁同龢同在枢廷为官，会否大起党争？在“张之洞档案”《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所录张之洞致翁同龢信的抄件旁，有一贴条，称言：

“常熟极修边幅，与文襄行径本不甚同。然作京曹时，虽踪迹较疏，而同在清流，未尝不互相引重。迨文襄开府粤、楚，兴作繁多，规模宏大，常熟局量较隘，视文襄举动不无挥霍之疑。及汉阳铁厂开端，中国创举，事事借重客卿，縻费所不能免。常熟时筦度支，文襄请款动遭驳诘，赖醇贤亲王一意维持，厂事得不中辍。卒以预估之数一再追加，仍不足用（已用至六百余万），始奉旨招商接办，非文襄本意。两人嫌隙由此积而愈深。此函词意虽极推崇，实望其维持到底，不得不屈意为之。筱山传述之言，盖以撙节为规，故篇末云云，即申明无可撙节之意耳。此事始末，文襄亲为余言之。要之，事皆因公，初无私怨，则可一言决也。瀛注。”

“瀛”，很可能是汪凤瀛，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他的这段注语说明，翁、张之间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排解的恩怨。同为清流的见解，也有可能使他们互为推重，力治弊端。若是如此，清朝的官场是否会有大的风气变化而不那么腐败不堪，清朝会否因此也延长生命？

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

……

……

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设。于是，治史者与读史人又有了百般的思绪、万般的感叹和那种不由自主的暗自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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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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